她实名爆料，这场丑闻彻底盖不住了 -

近日，鱼叔注意到一则体育界热点新闻：45岁的香港艺人方力申在游泳赛事中再度摘得世界冠军头衔。这一成绩引发广泛讨论，不少观众对他在中年仍能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感到意外。同时，也有网友调侃称，随着香港影视产业面临挑战，方力申选择转型运动员似乎成为无奈之举。

有趣的是，我在网飞出品的韩国纪录片中也发现了他的身影。乍看之下或许令人感到困惑：一位香港演员为何会出现在韩国制作的纪录片中？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焦点并非他，而是他的妻子叶萱。两年前，叶萱曾在韩国召开记者会，坚定揭露邪教组织的恶劣行径，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教主郑明析实施性侵犯罪。

方力申始终陪伴在侧，以无条件的支持陪伴她度过整个过程。随后，网飞将这段经历制作成纪录片《以神之名》。

近期，该系列纪录片迎来第二季，片名随之调整为《以幸存者之名：深入韩国惨案》。本文将深入剖析这部作品——《以幸存者之名：深入韩国惨案》。

叶萱在高中二年级时接触到摄理教（又称耶稣晨星教会，简称JMS）。当时她正经历家庭破裂的困扰，校园生活中也饱受欺凌之苦。在教徒积极传播教义的过程中，她找到了情感宣泄的出口。通过教徒的讲述，她了解到韩国存在一位被称为"下凡人间的上帝"的郑明析。

叶萱为追求「主的爱」前往韩国，凭借出色的外貌条件迅速被推选为教会代表，并成为郑明析最得宠的追随者。在教义与权威的双重规训下，她逐渐理解所谓「上帝的祝福」需以服从为前提，最终与郑明析建立起密切关系。当自我认知与前辈引导的双重影响交织，她开始接受「上帝的新娘」这一身份标签。

尽管内心充满排斥与不适，但出于信仰的驱使，她仍选择默默承受。然而，这并非唯一原因。任何质疑的声音都将被视为撒旦的引诱，随之而来的是无情的攻击。

摄理教惯用暴力与恐吓手段。在首季中，叶萱曾提及自己重返韩国并决定揭露郑明析时，便遭遇到持续的跟踪威胁。而本季则进一步披露了制作团队所遭遇的种种极端行为。其中，叶萱被跟踪的场景尤为触目惊心：从抵达机场的那一刻起，直至入住酒店，全程都有不明车辆尾随。即便节目导演主动上前询问，跟踪者也毫无惧色，展现出该组织的嚣张气焰。

随后，导演接到了一名私家侦探的警示电话。该私家侦探透露自己已接到郑明析的委托任务，要求调查制作团队导演及其亲属的个人资料。在察觉情况异常后，他主动联系导演叮嘱其务必留意潜在风险，并提示需谨慎应对可能面临的威胁。

最终，负责调查的警官遭遇了恐怖袭击，其配偶也面临威胁。

据悉，制作团队内部可能存在摄理教的间谍，该人员会实时将拍摄内容输送至郑明析处。

当叶萱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她将与郑明析的对话录音作为关键证据提交给检察机关。此类高度私密的证据材料本应保持保密，然而该录音却在未获得叶萱授权的情况下被复制至郑明析一方，并进一步扩散至公众领域。

尽管叶萱历经十年终于迎来郑明析的最终判决——17年有期徒刑，但这一结果在她和众多受害女孩看来仍显过于轻描淡写。令人唏嘘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大量信徒坚持认为郑明析无罪，坚信其作为弥赛亚的救世使命。

为何人们会轻易追随某些极端组织？其背后的原因或许并非能简单归因于某单一因素。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维系这些团体生存的，除了成员的盲目信仰之外，更离不开深层的权力结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以摄理教为代表的组织往往具备完善的监控系统与强制手段，这种组织特性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两个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检察院、警方等公职人员，他们滥用职权，不择手段地协助郑明析掩盖其性丑闻。

他们这样做的意图究竟为何？或许答案就隐藏在纪录片中另一场事件的细节中。

在1970至1980年代，韩国社会一度陷入严重的流浪汉问题困境，其中以釜山地区的状况最为显著。

为应对流浪汉问题，釜山市政府设立了名为「兄弟之家」的福利机构，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安置服务。该机构每周安排由朴仁根牧师主持的宗教活动，通过讲道引导参与者反思自身处境，并强调在机构中获得的关怀与支持是其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起点。

朴仁根以慈善之名设立的兄弟之家，被政府授予示范机构称号，并借机宣传其‘净化城市’的行动。部分市民因担忧流浪汉问题，将朴仁根视为城市英雄。然而，这座表面充满温情的机构，实则暗藏残酷真相——被收容者中仅有少数真正属于流浪群体，其余大多是被非法拐骗的儿童。

这些孩童的年龄普遍在几岁到中学阶段之间，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们每日被迫食用发霉的餐食，从事着不人道的繁重劳动。任何稍有不听话之举，或试图逃离的举动，都会招致被套上麻袋进行殴打的后果，甚至有人因挨打而失去牙齿。

某位人士的一侧身体已失去活动能力。

某些案例中，受害者在遭受严重暴力侵害后失去生命。例如，一名患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因管理者的不当行为，被反复施加暴力直至生命终止。

儿童在这一环境中沦为管理者的工具。

无论性别或年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

有关强制医疗的案例显示，当个体表现出不服从行为时，可能会被实施未经同意的药物治疗。一名女童在小学四年级阶段被送入专门机构，由于频繁尝试逃离并激烈反抗不当性行为，多次接受精神类药物干预，最终造成神经系统严重损伤。此类事件引发对强制医疗伦理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深刻反思。

在持续运营的12年期间，兄弟之家官方披露的死亡人数已达657人。这一数字背后，仍有许多幸存者在持续搜寻失踪同伴，并对政府提起法律诉讼。然而，该机构负责人朴仁根仅因涉嫌挪用公款及违规建设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实际服刑仅9天即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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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仁根曾赴澳大利亚定居，投身房地产行业并取得显著成就，此后重返釜山担任重要职务。

韩国「奥斯维辛」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与摄理教的运作模式如出一辙，其背后始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权力庇护。朴仁根曾两次被时任总统全斗焕授予社会福利奖章，被冠以「大善人」的称号。据其子透露，他多次随父出入全斗焕私人居所，每次离场时都会收到来自全斗焕的馈赠。恰逢韩国申奥成功之际，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整洁、现代化的国家形象，全斗焕指示下催生了「兄弟之家」这一组织。

该案件的处理受到奥运会前国际局势的影响，得以被压制并草草处理。与此同时，警方亦被曝协助兄弟之家的拐卖儿童行为，部分受害者回忆称其曾被‘警察叔叔’带离现场。

当时釜山警方专门针对单独行动的儿童采取行动，或以协助寻找走失儿童的父母为由实施干预，或直接扣上"小偷"的帽子进行拘押。

所有行为的核心动机，无非是那个念念不忘的「金钱」。当时，某位警察抓住一名普通盗窃者，绩效考核仅获得2分奖励。而若能交出一名流浪人员，则可获得5分加分，甚至还能从朴仁根处领取一笔额外补贴。

此前提及的摄理教亦存在类似现象。部分协助郑明析的司法人员均能通过其获得可观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二把手是一位曾遭受性侵的女性，她逐渐成为郑明析的得力助手，协助其将更多女性引入歧途，以获取持续的物质回报。

纪录片还呈现了另外两起引发韩国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其中包括一群因仇恨财富而试图伸张正义的青年所犯下的「至尊派」杀人事件。

此外，该事件还涉及官商勾结与偷工减料等行为，最终导致三丰百货大楼坍塌，造成502人不幸遇难。

相较第一季仅关注邪教议题，第二季深入探讨了更多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案件类型，并试图揭示事件之间的潜在关联。无论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组织，还是伪装成慈善机构的非法团体，亦或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工程建设项目，其背后往往都存在着权力干预的痕迹。以韩国知名邪教新天地教会为例，该组织在疫情爆发期间无视防疫规定举办大型聚会，导致病毒大规模传播。然而由于其与多位政商界要员存在经济利益纽带，反而在舆论压力下仍能维持运作，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成为案件持续发酵的关键因素。

即便受害者本身属于富裕阶层，往往也难以撼动既定的格局。更无需提及普通民众。他们不仅无法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难以触及真相的核心。

然而，唯有「至尊派」这一事件，其根源在于权力的对立面。由于扭曲的信念与失控的暴力冲动，最终演变为一系列惨烈的悲剧。部分底层青年群体因财富鸿沟与社会不公而陷入极度贫困，遂以「惩治罪恶富人」为口号在各地实施暴力行为。他们同时宣称「已非人类」「替天行道」，为自身的极端行为赋予道德正当性。

事实上，他们所针对的每一个被冠以‘富人’称号的对象，最终受害的却是普通民众。其行为与邪教领袖、虚假福利组织的头目如出一辙，表面上宣扬正义与道德，实则手段残酷无情，彻底丧失人性。而那些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民生困苦的深层制度问题与权力核心，却仍然逍遥法外，毫发无损。

从标题可见，本季纪录片聚焦于幸存者视角。影片深入记录了这些幸存者当前的生活状态。令人意外的是，多数人并未因劫后余生而感到欣慰，反而深陷生活的泥沼无法自拔。兄弟之家的孩子们因长期关押而错失教育机会，即便重获自由，仍难以适应外界社会，生活困境持续加深。

一位女性经历了性侵后意外怀孕，由于缺乏勇气终止妊娠，最终选择生育。然而，孩子出生后却被其生母送至领养机构。这段经历不仅使她承受着身体上的创伤，更让她陷入「我是个抛弃孩子的母亲」的自我谴责中，这种心理折磨持续困扰着她的日常生活。

许多人尽管已脱离困境，但心理仍深受此段经历的困扰，最终选择结束生命。

这些幸存者的存在，犹如社会矛盾的深刻印记。直至今日，他们仍未获得应有的补偿与救济，政府及相关机构也始终未建立有效的支援机制与制度保障。更令人痛心的是，官方至今未能给出一句诚挚的道歉。

诸如李胜利事件、N号房事件等同类悲剧，仍以新的形式不断上演。只要根源性问题未被根除，类似的伤害或许将继续发生。而我们所能做的，唯有铭记受害者、坚守对社会的持续追问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