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分，充满“恶意”的续集，能复刻神作吗？ -

2019年，《我们与惡的距離》（简称《與惡1》）以震撼的无差别杀人案开场，在突破传统叙事框架的同时深入探讨精神、代际、伦理等难以言说的创伤议题，成为持续引发讨论的华语经典剧集。六年时光流转，社会不断面臨新挑战与变迁，但《與惡1》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們與惡的距離2》（即《與惡2》）在这一背景下重新登场，尽管主演阵容发生重大调整，从贾静雯、吳慷仁换成了周渝民、楊貴媚，且剧情与前作无直接关联，但编剧吕莳媛凭借三封金鐘獎的創作實力，依旧展现不凡功力。该剧在平衡現實與理想之间展现出更成熟的處理方式：不再依赖多角度案件透视，而是延续前作的叙事线索，深入挖掘「惡」的本质。谈及《與惡2》，自然与前作形成对比。「續作魔咒」在全球影视圈普遍存在，该剧前兩集僅獲得8.1分，而《與惡1》則擁有50萬觀眾打分的9.4分。然而，隨著劇情推進，評分回升至8.4分，儘管當前評分人數僅為前作的百分之一，但相信憑藉口碑累積，後續仍有上升空間。

（图/豆瓣截图）翻阅评论区不难发现，观众对《与恶2》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前四集，普遍认为剧情乏味、理解困难。作为系列剧第二部，《与恶2》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承受第一季的口碑影响。尽管整体表演、节奏、内容和主题均被认可，但始终给人一种稍逊一筹的遗憾感。第一季聚焦法律与新闻界，剖析无差别伤害的司法鉴定争议，而《与恶2》则将视角转向台湾南部虚构的农业大县——清云县，深入探讨乡土社会、精神疾病与社区照护等更具现实意义的议题。虽然剧情重心从传媒领域转向医疗行业，但仍延续了第一季对社会问题的批判精神，将核心议题从"何为恶"升级为"恶的成因"。在叙事层面，《与恶2》通过6个家庭三代人跨越22年的恩怨纠葛，构建起复杂的家族命运图景。这种跨代际的叙事结构表面上与传统长篇剧集相似，但主创团队仅用10集便完成收尾，这种紧凑的叙事节奏也导致部分观众难以把握剧情脉络。剧中两条主线——超市纵火案与袭警案——看似独立，实则暗含关联。纵火案揭示了胡冠骏因胡家压抑式教育和否定式养育导致病情恶化，最终选择纵火烧死少年保护官牛祐荷及儿子马宝的悲剧。而袭警案则聚焦私生女高政茗（陈又茗）的成长历程，展现她在遭受继母苛待、祖父离世后被迫成为酒家女，嫁人后虽享幸福家庭却因精神分裂丈夫失控杀害法警的困局。两起惨案虽表面无关，实则共同指向高家内部的权力斗争。高政光在母亲高张玉敏的操控下步入政坛，其祖父因铁路事故成为政治工具，母亲为谋取选票不择手段。这种扭曲的家族权力结构导致高政光尽管心存理想，却在现实压力下不断退让，最终陷入正义与现实的两难困境。剧中涉及的精神卫生法、社区安置和铁路安全预防等议题，均成为各方攻击的靶标，凸显出社会制度与个人悲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梳理《我们与恶的距离2》的人物关系图时，观众会发现这部剧并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主线叙事，而是通过碎片化的呈现方式，深入探讨社会现实中的复杂议题。制作团队将每集设定为独立的人物困境模块，分别聚焦“复仇”“未来”“家后”等主题，例如马亦森的复仇之路、罗屿对未来的迷茫以及玉敏在家庭责任中的挣扎。《与恶2》涵盖18个角色的多维度人生轨迹，这种密集的人物网络容易让观众将注意力分散在关系辨识上。同时，每两集切换一次的时间线安排，使得本就有限的篇幅需承载三个时代的叙事，而主创还大胆融入大量伏笔与社会隐喻，这种叙事密度无疑提高了第二部的观剧门槛。

（图/《我们与恶的距离2》）随着剧情推进，我们逐渐了解到，那位老师并非简单的说教者。许幸国曾凭借投资印刷厂一度风光，与簡佳凌奉子成婚并入贅簡家，但事业与生活的压力最终撕扯出他内心裂变。在杀害妻儿后，那个活下来的女儿便是简齐惠。如今，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双重身份，简齐惠的每句话都如同重锤般掷地有声，每个情绪反应都显得真实而可信。而在纵火案的线索中，昔日导致家庭悲剧的凶手，竟需前往其任职的医院接受心理评估。马亦森虽具备专业资质，却在面对自己亦是施害者的身份时陷入困境，无法以冷静理性的心态处理。更讽刺的是，牛荷在胡冠骏纵火当晚与马亦森争辩道：「他们是真的想要变好，只要有哪怕一丝改过自新的可能，就绝不能放弃，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然而命运却嘲弄了这份善意，牛荷在前往救助胡冠骏的途中不幸遇难，这让马亦森该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高家戏"作为《我们与恶的距离2》最具争议性的叙事线，实则是展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冲突的精妙载体。剧中高张玉敏与高政光这对母子，虽同为权力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却在理念上形成鲜明对立——母亲代表传统权威的务实逻辑，儿子则坚守理想主义的纯粹信念。这种矛盾并未演变为简单的权力斗争，反而因血缘纽带形成独特的制衡关系。主创团队在描绘医疗制度对精神病人照護的困境时，采用隐喻手法将抽象议题具象化：以黑白双车象征对立立场，车内的画面展现胡冠骏童年时期与友人无忧无虑的玩耍场景，无声的镜头语言暗含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叩问。当高张的车辆驶过，象征着现实与理想在命运节点的分离，这种克制的视觉表达精准传递了人性在制度框架下的挣扎与妥协。

（图/《我们与恶的距离2》）在剧中，高政光的处境折射出精神健康议题背后的深层困境——为何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立法改革屡见乏力？为何社区照护设施建设长期停滞？这或许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公共话语场域中，精神障碍者始终是被边缘的群体。杨贵媚的精湛演技赋予角色立体感，她诠释的高张玉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面对家族式微，这位寡母选择以强势姿态维系体面，对外周旋权谋、寸步不让，对内则对私生女高政茗充满嫉妒与排斥。其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的举动，恰恰映照出台面上的虚伪与台下的痛苦。杨貴媚坦言，饰演这个角色时早已预料会被批判，但也道出了高張玉敏的困境："若接纳私生女的血脉，便是承认过往的伤痛，她或许心存怜悯，但一个倔强到骨子里的女人不会轻易认输，只能用狠心将对方驱逐。儿子永远无法理解母亲在尊严与情感间的挣扎。"这个人物的"恶"并非纯粹，其"善"也难以完全被认可，但她的生存困境却引发观者情感共鸣。最终，高張玉敏在政坛苦心耕耘多年，却因长子被罢免而陷入低谷，她仅以轻拭眼角的姿势与一句"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作结，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位女性孤独而倔强的生命轨迹。通过政客、母亲、妻子三重身份的碰撞，角色在盛情中完成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诠释。

人类无法独自承受孤独的重量。黑格尔提出"悲剧的双方各有为其辩护的理由"，前作着重呈现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对立，而《与恶2》则深入挖掘了凶手行为的心理根源。剧中通过柳少爷这个游离于主线之外的次要人物，揭示了创伤传递的微妙机制——当精神科医生马亦森在病患怀中痛哭时，曾经是他人生转折点的病人，此刻却成为支撑他脆弱灵魂的支点。这种医患关系的倒置，恰似"接住"主题的具象化呈现：接住被压抑的创伤情绪，接住生活给予的重担，接住那些无法承受的瞬间。剧本以"众生皆有病"为贯穿两季的核心命题，却在叙事策略上形成鲜明对比，从第一季的标签解构转向第二季的情感联结，展现了对人性困境更深层的思考。

随着剧情推进，角色们逐渐开始彼此扶持。编剧吕莳媛曾表示，她希望通过"接住"这一概念展现集体行动的艰难，这种艰难源于需要无数个体的持续努力才能达成，而这也正是社会最稀缺的凝聚力体现。正如最终集"乌托邦"所言，结局虽略有改善，但改变幅度有限，这种微小的进展已足为希望。尽管《与恶2》的叙事框架是虚构的，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远超剧集呈现的范畴。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2》的剧情与现实映射中，恶意、意外与病态构成了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面对这些潜藏于人性深处的暗流，我们该如何守护身边人免受如胡冠骏般的深渊侵蚀？剧集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揭示，"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的箴言（引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并非虚言——当所有生命彼此交织、互为因果，观众在见证故事发展后，才能真正领悟每集开篇这句诗的深刻寓意。

“该是”二字不仅承载着伦理判断，更暗示了一种应然状态，而非单纯的事实陈述。这种处理方式赋予主题更强烈的社会意义，不再局限于个体命运的叙述，而是深入探讨社会关系与集体责任。剧中人物，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皆曾陷入“自我孤立”的困境，而剧集的核心意图正是打破這種隔絕，凸显理解与共处的可能。创作者试图传达的并非简单的“人與人本就互相聯繫”，而是更强烈的“人不應彼此隔絕”的主張。或许主創們在《與惡2》裡，只想告訴我們一種人人理解、人人連接的期待，而上述一切都是做了過度詮釋；又或許是為了引出詩句的最後一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鸣”。正如约翰·多恩所言“沒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島”，劇中通過這一哲理深化了主題，暗示個體命運與集體命運密不可分的深刻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