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枫，恶女的救赎 -

2015年《唐人街探案》中，张子枫以"思诺"一角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到了2025年暑期档上映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以下简称《花漾》），她再度挑战"恶女"人设引发热议。影片开篇即以钟灵（丁湘源饰）被割喉、江宁（张子枫饰）磨冰刀的惊悚场景展开，更将视角对准了江宁母亲王霜（马伊琍饰）这位曾辉煌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在母女情仇与同辈竞争交织的叙事中，三位女性角色的命运纠葛逐步浮现。

电影《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剧照展现出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女”逆袭叙事，而是一部深入探讨普通人成长困境的心理惊悚作品。影片由新人导演周璟豪操刀，这位被誉为“95后”学霸的创作者，曾凭借全额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计算机系，如今任职于硅谷科技企业。从精英阶层的视角出发，他通过银幕解构了优绩主义的弊端，对竞技社会的生存法则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独特视角也助力张子枫突破过往“国民妹妹”的人设，在角色塑造上开辟了新维度。影片中12岁便斩获全国花滑冠军的江宁，面对严格要求的教练兼母亲王霜，在20岁这个本应绽放的年纪遭遇职业瓶颈——因生理发育导致竞技状态下滑，这恰与俄罗斯花滑界“20岁后即退役”的现实相呼应。但在此片中，江宁的挣扎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成为一场关于自我救赎与亲情羁绊的深刻探讨。

张子枫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饰演的江宁角色，通过"我都是为了你才……"这句极具代表性的亲子对话，精准映射出母女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天才"少女，江宁的野心不仅源于自我追求，更深植于对母亲未竟梦想的补偿意识。王霜曾坦言："我就是因为生了你才没拿世界冠军。"这种将生育视为职业终结的伤痛，使母亲的执念成为女儿必须完成的使命。在竞技体育的高压环境下，王霜作为花滑教练的雄心与女儿的双重枷锁形成微妙互文——既是个人奋斗的驱动力，也是代际创伤的传承载体。

马伊琍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扮演的王霜角色，既是江宁的监护人也是其体能教练。影片中更偏向教练的身份特质，训练场景里她极少展露笑容，当江宁在技术上出现瓶颈时，王霜甚至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将江宁独自留在训练器械旁，自己径直离开。唯有在少数镜头中，才能窥见母女之间隐秘的温情。江宁每日通过浸泡冰水桶缓解肌肉乳酸堆积，此时王霜会坐在对面的浴缸里泡澡。当江宁鼓起勇气请求加入时，王霜经过短暂思考后答应了。蜷缩在浴缸中的江宁罕见地展露了幸福的神情。张子枫特别提及这场戏："这是我饰演过程中少见的温暖时刻，冰冷的躯体融入温热的水体"。

剧中展现的疏离与紧张母女关系，凸显了《花漾》颇具突破性之处。相较于传统影视作品中母亲角色常被塑造为牺牲者，本剧反而将自我实现的价值置于母亲角色义务之后。王霜的情感并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牺牲叙事，其人物设定中体现出的野心与事业优先于家庭的特质，为母女关系注入了新的思考维度。张子枫在映后交流中诠释道：江宁与王霜的关系超越了母女身份，更接近两种独立个体间的互动。尽管江宁存在迎合王霜的倾向，或是渴望获得母亲认可的渴望，但两人关系实质上呈现出相互制衡的状态。这种超越传统伦理框架的叙事方式，使角色对话更具现实深度。

江宁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坚韧，即使面对焦虑与接连不断的挫败，也从未选择退缩。她的执着不仅源于想要向王霜证明自身价值，更是对自我存在的某种回应——当王霜质疑她的表演缺乏“女人味”时，她主动寻求与男性建立微妙的情感联结；面对节目失误，她选择反复摔倒后一次次重新站起；在训练中找不到旋转的轴心，她便不断要求“再来”，直至突破极限。这对对手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砥砺的默契，也暗涌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对成功的极度渴望与近乎偏执的奋斗姿态，而王霜将自身未竟的冠军梦想寄托在江宁身上时，江宁内心的渴望却悄然扩张。当王霜最终坦言“我本来就当不了世界冠军，那只是我的借口”时，江宁的回应恰恰揭示了更深的真相——“王霜也是我的借口”。在王霜追求完美表演的执念中，她更渴望拥有超越自我的竞争者，而非一个平凡的女儿。因此，她将注意力转向更具潜力的男性选手杰森，并在杰森之后，悄然孕育出一个名为钟灵的假想敌。这个虚构的天才少女实则是江宁内心渴望突破的镜像，而王霜直到比赛前夕都未曾戳破这一幻影，因为唯有构建强大的对立面，才能唤醒江宁沉睡的潜能。

丁湘源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饰演的钟灵角色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这部作品与15年前为娜塔莉·波特曼赢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黑天鹅》存在明显的互文性——两者均围绕艺术领域展开，主角皆面临严苛控制的母性力量，最终在高压环境下分裂出更具自由意志的双重人格。尽管叙事框架与影像风格呈现相似轨迹，但核心命题存在本质差异：妮娜追求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而江宁则背负着"争第一"的执念。这种执念驱使她采取极端手段排挤对手：针对嫉妒自己的杰森，她通过编造王霜患有精神病的谎言将其排除；面对表现不佳的米歇尔，她则在冰鞋上设置障碍。当米歇尔说出"我没有赢，我倒数第二"时，这句坦白如同一记重击，揭示了江宁失败的真正根源——并非外界因素所致，而是自身能力的局限。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的剧照揭示了我们与社会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人们普遍将取得高分视为通向卓越的捷径，仿佛分数、成绩、奖牌与金钱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然而当现实与理想产生落差时，个体往往陷入自我质疑，未曾察觉所处的评价体系或许并不适配自身。在竞技训练追求金牌的过程中，与向往自由风格的花滑艺术之间，这种矛盾要求显得尤为矛盾。恰在此时，冰场打工的钟灵成为关键人物。江宁最先被钟灵在冰面上毫无桎梏的舞姿所震撼——她如风般轻盈地滑行，既无束缚也无杂念。这种状态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江宁内心渴望却难以企及的自由与天赋之间的张力。

张子枫在映后交流中提及，钟灵对江宁产生的影响堪称复杂多面。"江宁对钟灵既有深深的欣赏，甚至可以说喜爱，却也暗藏嫉妒，渴望拥有她那种毫无束缚的滑冰姿态。"这种矛盾情感恰恰映射出江宁内心的焦虑——为何自己无法如他人般自如？这正是长期处于压抑环境中成长的普遍心理特征。将《花漾》与《黑天鹅》进行对比，源于妮娜与江宁皆是处于被压制状态的个体，而钟灵与莉莉的互动模式亦在影片中得以呈现。《黑天鹅》导演文森特曾指出，妮娜虽是白天鹅的不二人选，却难以驾驭黑天鹅的角色，因其缺乏必要的"吸引力"，完美不仅需要努力，更需某种诱惑力——而莉莉正是黑天鹅的具象化代表。对于江宁而言，要突破自我，光有刻苦训练显然不够，她更需要建立源自内心的信心与从容。当钟灵以红发重塑自我形象，并带着江宁进入废弃商场自由滑冰时，这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恰似江宁内心渴望的慰藉。然而随着相处加深，江宁逐渐意识到钟灵对其构成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指向花滑领域，更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当钟灵与江宁共同觊觎同一位男性、穿着江宁的冰鞋闯入专业训练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评价江宁的节目设定时，江宁内心的渴望与恐惧被不断放大。最终在冰场上展开的对决，实则是她对自我价值的激烈捍卫——唯有战胜钟灵，才能避免沦为弱者。正如影片开篇那场极具象征意味的"决斗"所示，这种心理博弈最终演变为致命的冲突。《花漾》导演周璟豪表示，江宁与钟灵实则是许多人心中矛盾的两面，"当某一面向外显现得愈发鲜明，另一面或许正被深埋于内心的某个角落"。

周璟豪曾是天赋异禀的优等生，凭借卓越能力在世俗眼中实现了"成功仿佛唾手可得"的人生轨迹。然而硅谷的工作经历让他在顺遂的人生阶段做出惊人抉择——毅然辞去高薪工作，选择回国攻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课程。与众多怀揣电影梦想的普通学子一样，他历经十年沉淀，最终完成人生首部长片。这种对价值感的追寻，促使他突破世俗路径。他敏锐观察到，江宁身上折射出的焦虑与执念，在追求"精英"身份的人群中并不鲜见。花滑运动员的"花期"犹如加速版的社会时钟，而普通人则需在"黄金年龄"前完成既定目标，否则便会被贴上"一事无成"的标签。人类对进步的渴望永无止境，"恶女"江宁的存在，恰恰印证了这种深植于社会结构的优绩主义困境。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结尾处，江宁背对时钟的剪影与钟灵说出时间的对白形成强烈隐喻。"你说不出来，因为你是我想象出来的"这一看似削弱悬疑性的解释，实则成为解构叙事的钥匙——那些令人不安的"威胁"本质是角色心理投射的产物。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钟灵恰似江宁剥离所有现实束缚后的理想化存在，唯有心灵自由未被禁锢。影片中"争第一"的叙事线索，精准切中当代观众的精神困境：我们既带着自负的铠甲，又裹挟着自卑的软肋；既渴望突破桎梏，又深陷自我矛盾。这种复杂人性的镜像，实则是每个时代成长者的精神图谱，也需由同代人完成认知的重构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