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荔枝到外卖大战：千年未变的成本转嫁困局 -

尽管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经历诸多波折，但并未削弱同名电影的观众热情。截至2025年7月23日，电影上映仅六日便斩获3.21亿票房。作为该片的观影者及原著读者，《科技眼・看世界》栏目将由笔者解析这部作品所揭示的深层社会议题。小说中，圣人颁布"岭南荔枝三日达"的指令，这一要求直接将命运转折点落在了"荔枝转运使"李善德身上。作为文官却承担着近乎数学计算般的运输重任，其运送过程不仅展现了个人奋斗，更揭露了盛唐盛世下权力运作的代价——皇权任意扩张、官场腐败横行，最终所有成本都转嫁至底层民众。若以一句话概括全篇，笔者认为"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千里荔枝苦"最为贴切。李善德的存在是长安的幸事，但现实世界中类似荒诞的决策却层出不穷，且更为触目惊心。当决策者将目标异化为政绩符号或资本游戏时，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与系统性风险。《长安的荔枝》作为现象级影视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呈现，更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规律与关怀民生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方能避免重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覆辙。

这些成本通过权力体系逐级转移：顶层统治者仅攫取特权利益，中层官员借政策执行谋求晋升，而底层民众则承受全部负面影响。正如"成本外部性"理论所指出的，当决策成本不直接由决策者承担，资源便会陷入过度消耗的恶性循环。

李善德凭借对数字的敏锐洞察与反复试验，设计出精密的转运方案，却将底层民众的苦难转化为"奇迹"的表象。在《长安的荔枝》中，马博庸揭示了盛唐盛世的另一面——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资源过度开发的危机。这种权力运作的隐性逻辑，在当代社会依然以新的形态重现。

以2016年柳州轻轨项目为例，该工程以"提升城市形象"为由启动，规划铺设7条线路、总长226公里。但施工方在未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施工，最终因资金链断裂于2022年全面停工。更令人警醒的是，项目直接引发柳州新增176.95亿元隐性债务，导致两任相关官员相继被查处。这种将建设成本转嫁至城市未来的行为，本质上与小说中李善德透支驿站系统完成荔枝转运的逻辑如出一辙。

恒大汽车的案例更具警示意义。2019年，恒大集团高调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宣称"三年投入450亿"打造"全球最大"的造车帝国。在许家印盲目乐观与好大喜功的决策倾向下，企业借造车概念大肆融资套现，最终截至2025年，相关业务负债已突破700亿元。其子公司的接连破产与巨额亏损，不仅吞噬了投资者的资产，更让购房者承担了沉重的后果，沦为资本游戏中被牺牲的棋子。

这种将成本转嫁的行为在《长安的荔枝》中已有所体现——杨国忠为彰显权势，强迫李善德确保荔枝"色香味不变"，与当下资本为逐利无视风险、权力为虚荣罔顾现实的逻辑形成鲜明对照。二者本质上都通过牺牲他者利益来达成自身目的，最终导致系统性损害。在当今的外卖行业竞争中，这种成本外部性问题愈发凸显，大量商家陷入血本无归的处境。平台为抢占市场份额投入高额补贴，虽然带动了订单量增长，但商家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以30元外卖订单为例，商家往往需承担约40%的费用，叠加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后，实际到手利润不足10元。深圳某猪脚饭店的案例显示，其堂食售价15元的小份猪脚饭，在扣除活动补贴、平台佣金及配送成本后，店主仅能获得不到10元的收益，而食材成本已接近该金额。更有部分商家为应对资金压力，选择降低食材品质或缩减餐品分量，这直接引发差评率攀升，形成"成本压缩-质量下降-口碑恶化"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经营困境。

与此同时，外卖行业的激烈竞争也对传统堂食模式造成冲击，部分以堂食为核心业务的餐饮场所面临客流量锐减的困境，直接导致经营指标持续下滑。据餐饮设备回收市场反馈，近期门店设备处置需求显著攀升，多家商户因长期亏损选择主动歇业。这种现象与《长安的荔枝》中皇室需求转嫁成本的叙事逻辑存在共性，均体现特定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目标（如市场扩张、地位巩固）而将经济负担转移至其他主体，最终引发连锁反应。三、破局关键：构建制度性约束以遏制"外部性"扩散，无论是古代长安荔枝事件引发的民生困局，还是现代柳州轻轨债务危机、恒大汽车破产困境，本质皆源于"成本外部性"失控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从制度层面建立"成本责任机制"，使决策者无法继续将代价转嫁给社会其他群体。马伯庸作品中李善德在绝境中坚守职业操守的叙事，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价值指引——唯有强化制度约束与价值认同，方能阻断外部性蔓延的恶性循环。

经济学视角下，首要任务在于厘清"成本归属"的概念。如同为"荔枝运输"建立清晰的成本核算体系，将驿站维护损耗与百姓劳役成本统一纳入皇室消费账目，当代项目亦应在决策阶段建立全周期成本评估机制。柳州轻轨项目若能在决策初期公开隐性债务对民生资源的挤占情况，恒大汽车若能真实披露经营亏损对投资人产生的风险，外卖平台若能将商家实际成本纳入运营考量，诸多决策失误或将从源头得以避免。

决策者的权力建立在对相应成本的承担之上：实施政绩工程者需对债务后果负责，从事资本运作者应为亏损风险买单，平台运营者则要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若杨国忠能亲自承担驿道损毁的赔偿责任，"三日达"的行政指令或许不会轻易出台。唯有构建"谁决策、谁担责"的制度铁律，方能遏制"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治理怪圈。

发展的本质应当是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的动态平衡。《长安的荔枝》所揭示的深层逻辑在于：当社会成本持续转嫁至无辜群体，即便盛世繁华亦难长久维持。唯有坚守成本责任底线，才能确保每项投入真正服务于民生福祉，使每位决策者始终面临制度性约束。那些"高举高打"的项目泡沫终将消散，留下的不仅是废弃的基础设施与断裂的资金链条，更是对公众信任的严重透支——当民众目睹百亿投入化为废铁，当投资人发现"改变世界"的承诺仅是融资噱头，当餐饮商家在平台规则下陷入持续亏损，社会必然积累对发展叙事的集体质疑。

唯有回归发展本源，使每一笔投入都精准对应现实需求，让每项决策都经得起历史检验，才能避免重演"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悲剧。让发展目标回归理性轨道，使执行代价可控在合理范围内，切莫让空谈取代实践，让承诺沦为空洞的修辞。